北京市第二轮购车摇号日前结束，摇号结果出乎人们意料。很多人想不到这项专为治理道路拥堵而度身定做制度中的一些缺陷问题竟会如此迅速地暴露出来：个人中签率下降，中签者购车意愿远没有想象中的强烈，一度被称为“中国汽车业风向标”的亚运村汽车市场春节新车销量降至多年来最低水平(据2月19日《新京报》)……

不能责怪媒体刻薄。“让北京摇”，今年初，总部位于上海的《新民周刊》在杂志第一期上不惜版面篇幅报道了北京市购车摇号事件，文章极尽夸张之能事，对北京交通之拥堵大肆渲染，“咒骂堵车的微博每天如潮水般周而复始，‘崩溃’已经是很淡定的描述了”;“走出家门，打开车门，你依然可以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看看报纸，读读小说，放一张CD，追一部美剧……记性不好的朋友，怕是会突然忘了自己为啥出门。没关系，推开车门，打开家门——你，你的车以及你的家，都还没有发生多少位移呢。”

如今回过头来阅读这篇封面文章，让人顿生几许揶揄的味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上海高价拍卖汽车牌照的做法曾经是北京人调侃的对象，由于每个月只有几千辆的定额，致使上海市原本车管所发放的价值100多元的两块印有车辆牌号的铁片变得异常紧俏，甚至常常超过黄金价，上海汽车牌照拍卖制度由此备受争议，多年来，要求取消之声不绝于耳。在“交通拥堵状况”这一刚性社会指标的衡量下，上海的拍卖制度如今却被解读成“此举为公共建设赢得了时间”。

上海车牌拍卖制实质上算不得是条好制度，否则不会争议多年，各地也一定会争相效仿。摇号购车称得上是北京市另辟蹊径的做法，但执行两个月以来，摇号购车对治理当地交通拥堵产生实质性效果了吗?不知道，可能现在就给结论为时尚早，说不定迎接更大考验的时机还未到来。

我们当然也不能把“好制度”的桂冠送给摇号购车，面对数以十万计“望号兴叹”的消费者和暴露出来的缺陷，在严重的交通拥堵恶劣影响社会和谐的窘况下，如今看来摇号只是将社会范畴的问题转嫁到了行业范畴上。抱怨之声的确因此而少了很多，可是，君不见，却是以前那些被堵的黑压压想骂街的人群缩小到了一个特殊群体上。

这是一种新的矛盾，摇号购车政策制定的初衷肯定不是这样。综合各方面因素考量，交通严重拥堵和行业严重受损所耗费的代价一样难以评估，大范围肤浅的矛盾和小范围深刻的矛盾，其导致的恶果都是一样的，甚至一些范围狭窄但内涵深刻的矛盾更加难以消除，化解它们需要更庞大的代价、更持久的时间。

但我们不妨还是暂时把信任票投给北京市政府，因为当地政府毕竟还是在想办法、解难题、促和谐。毕竟是30多年时间的快速发展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走完的发展历程，新的矛盾是西方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矛盾在国内相对短得多时间里的集中爆发。

解决这样的矛盾没有先例，如何动态地调处这些矛盾?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解决这种矛盾的过程，是地方政府管理理念变化的过程，管理理念的变化决定着解决矛盾的质量。

限制消费就是限制发展，限制需求也会限制发展，不光汽车消费，理论上讲所有的消费都应该有所限制，但绝不是一禁就止，一限了之。摇号购车正是旧的管理方式渐渐解体，新的管理模式还不健全的产物，还算不上是一套真正政府放下身段到群众中去解决矛盾的长效机制，还需要经历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服务”、从“单向约束”向“互动管理”的转变，离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距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鼓励购车消费与科学管理用车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正是如何在这种两难中求得平衡?才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领导智慧的考验。其实，任何一个合理的方案，一定是在两难中选择、决策出来的。（编辑：陈伟浩）